公民@@参与与@@政策转型@@。在大多数情况下@@，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公民@@参与直接针对的就是政府@@的政策个案@@，因而@@最常见的结果是公民@@参与改变具体的政策@@，比如公民@@参与迫使厦门市政府@@化工项目迁址@@。这是第一个层次@@的政策改变@@。第二个层次@@是行业政策的改变@@。一些能够直接影响到政治的特殊群体@@，如知识分子@@、大型企业的工人和@@退伍军人@@，其活动能够直接争取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@@。第三个层次@@是公共政策的转型@@。那些看上去彼此不关联的@@“群体性事件@@”，却因为其不断攀升的数量和@@规模而促使公共政策转型@@。
公民@@参与与@@民@@主政治@@。公民@@参与创造了活生生的民@@主形式@@，具体表现为选举民@@主@@、协商民@@主和@@直接参与民@@主的兴起@@。
在公民@@参与的意义上@@，选举民@@主主要是指社会自治活动中所自发形成的@@、以村@@民@@选举和@@乡镇一级@@“公推公选@@”为代表的基层民@@主@@。选举是民@@主的第一要义@@。但是@@，选举只是解决@@“谁治理@@”的政治问题@@，并不能回答@@“如何治理@@”这种更具程序性的行政难题@@。正因为如此@@，虽然村@@民@@选举早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@@，但是@@“群体性事件@@”却越来越多@@，倒是协商民@@主提供了救济之道@@。例如@@，广东省惠州龙门县永汉镇马星村@@以前是出名的上访高发村@@@@，去年@@该村@@破天荒地成了@@“零上访@@”村@@。我认为@@，浙江和@@广东的一系列制度创新表明@@，在基层民@@主中@@，选举本身并不能解决权力约束问题@@，也不能解决官民@@矛盾问题@@，协商民@@主则能有效化解官民@@矛盾@@。因而@@，协商民@@主不但是@@对选举民@@主的重要补充@@，甚至是一种替代性的民@@主形式@@。事实上@@，经村@@民@@协商出来的政策@@，由选举出来的权力机关去执行@@。
民@@主政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@@，其关键都是民@@众参与@@。但是@@，现代国家的规模决定了@@，直接的选举民@@主只能停留在基层@@，直接的官民@@协商政治也只能限定于基层@@，县级以上只能实行@@间接选举@@，实行@@“代议制@@”。网络使得大规模的参与式直接民@@主成为可能@@，事实上@@公民@@已经通过网络参与到各种议题中@@。公民@@的全面的参与是网络民@@主区别于以往民@@主形式的最典型的特征@@。网络民@@主是一种成本低廉@@、操作简单并快捷地实现公民@@要求的一种民@@主形式@@。与流行的代议制@@民@@主体@@制比较@@,网络民@@主不需要中间环节@@,大大激发了公民@@参与的热情@@。因而@@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@@，网络民@@主都是一种最受欢迎的新型民@@主形式@@。并不夸张地说@@，网络正在改变着中国执政党和@@政府@@的施政方式@@。从中央政府@@到地方政府@@@@，都建立起了电子政务@@系统@@，新华网@@、人民@@网@@、新浪网等几大网站既是网民@@了解信息的渠道@@，也是他们表达利益和@@传递信息的平台@@@@。
但是@@，既然是一种参与式直接民@@主@@，今天的网络民@@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直接民@@主所存在的问题@@，对此也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@@注意@@。
公民@@参与与@@“善治@@”。民@@主政治其实就是一种治理结构@@。但是@@，报道中的选举民@@主和@@协商民@@主都局限于基层政治层面@@，中层政治中的治理问题似乎还没有涉及@@。何况@@，以选举为核心的民@@主政治并不必然导致@@“善治@@”，因为它主要解决的@@“谁治理@@”而不能回答@@“用什么治理@@”和@@“如何治理@@”这样的宪政和@@行政问题@@，不能回答如何实现@@“善治@@”。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公民@@参与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地创造出实现@@“善治@@”的治理结构@@，即官民@@共治@@和@@@@“民@@”作为治理主体@@@@。
官民@@共治@@。治理是国家@@、政府@@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博弈@@。官民@@共治@@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和@@参与者的切身利益两个领域@@。在公共利益如动物保护和@@环境保护上@@，有时国家或上级政府@@需要民@@间组织的参与以制约地方政府@@或特殊部门的利益@@，如金丝猴保护和@@@@“怒江争坝@@”项目中@@，民@@间组织与政府@@合作进而达到初衷@@。但是@@，同样是环境保护项目@@，比如太湖水污染问题上@@，环保组织的作用就很有限@@。因此@@，民@@间组织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@@，因组织的类型@@、所处政治时空等因素而存在很大差异@@。
自主性治理@@。在一些地区@@，在政府@@退出的领域@@，民@@间组织已经享有完全的自主性治理@@权@@，并且效果比政府@@的管理更好@@，有效地促进了地方治理的转型@@。例如@@，浙江省义乌市是中国小商品交易中心@@，假冒伪劣商品曾经泛滥@@，政府@@屡禁不止@@，不得已@@，1995年@@，义乌市政府@@把治理责任交给@@“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@@”所组织的@@“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@@”，假冒伪劣产品基本得到抑制@@。
很多案例说明@@，在地方治理中@@，一些自治性民@@间组织具有较强的公共参与意识@@，能够积极汇聚表达成员共同利益@@，与政府@@达成良性互动@@。这既改善了地方政府@@的形象@@，也实现了社会利益最大化@@，因而@@应该大力推动这类组织的发展@@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