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@@6月@@28日@@下午@@，贵州瓮安@@县突发一起群体性暴力@@事件@@——“当地约@@200人@@冲击县公安局@@、县委@@、县政府@@@@、县财政局与县民政局行政大楼@@，上万群众围观@@，整个过程持续近@@七小时@@。”（据@@《财经网@@》）县委@@、县政府@@@@大楼@@、县公安局大楼@@，被不同程度焚烧@@，另有多辆汽车被烧毁@@。
6月@@30日@@之前@@，这起严重的暴力@@事件一直缺乏任何正式媒体的详细报道@@，只有新华社一篇几百字的简报@@。而海外媒体则一直追踪报道此事@@。中国大陆网络上@@，各种各样的消息则层出不穷@@。6月@@30日@@，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发表讲话@@，将该起事件定性为@@“是一起起因简单@@，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@@员煽动利用@@，甚至是黑恶势力人@@员直接插手参与的@@，公然向我党委@@、政府@@挑衅的群体性事件@@。” 7月@@1日@@，瓮安@@县政府@@@@向全国直播记者招待会@@，通报他们所确认的情况@@。7月@@2日@@，引发此事件的非正常死亡者李树芬在最后的第三次@@尸检后下葬@@。7月@@3日@@下午@@，石宗源认为@@此事件真正的原因在于多年@@积累的社会矛盾@@，以至干群关系紧张@@，并且认为县政府@@@@在此前及此事件中@@处置不当@@，对事件的发生与恶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@@。7月@@4日@@，县委@@书记王勤@@、县长王海平被免职@@。
这起事件的相关案件@@，目前@@依然在进一步调查与处理中@@，“警方称@@，抓获@@59名犯罪嫌疑人@@@@，刑事拘留@@22人@@，涉及到流氓恶势力@@39人@@，已有@@19名涉案学生投案自@@首@@。”目前@@，人@@们可能一时尚无法见到结果@@。但是@@，这起事件给中国社会留下一个巨大问号@@，需要人@@们思考@@，从中获取教训@@，以尽量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件@@。
真相@@在信息垄断之外@@
像中国许多地方政府@@一样@@，瓮安@@县政府@@@@对于自@@己行使权力方面的信息是不愿意公开的@@。这一方面是制度的原因@@，另一方面@@还有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原因@@，而更重要的原因@@，则是石宗源指出的@@：“背后深层次@@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@@@@、移民安置@@、建筑拆迁等工作中@@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@@。”如果此前瓮安@@县政府@@@@一直是清正廉洁的@@，不存在上述那些社会与政府@@的冲突问题@@，如果李树芬非正常死亡案接警后全过程的处理是经得起法律检验的@@，那么@@，这起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@@，他们就不可能去封锁信息@@，因为这毫无必要@@。
因此@@，瓮安@@县政府@@@@只要存在上述石宗源所说的问题@@，他们就希望自@@己永远是被媒体遗忘的角落@@，他们最惊恐的就是成为社会关注@@的焦点@@，有道是@@“拔出萝卜带出泥@@”，哪怕是在李树芬非正常死亡案中政府@@什么错也没有@@，他们也不肯被外界关注@@@@——一关注@@@@，就会连以前的也被关注@@了@@。
任何人@@不可以成为自@@己事务的法官@@，这是关于公正的一句法谚@@。当政府@@成为一起重大事件的当事方@@，那么@@它依靠权力垄断信息@@，阻挠信息的对外传播@@，禁止外界对信息的了解@@，而仅仅在事后以权力的面目出现@@，向外界公布所谓@@的信息@@，外界是不可能相信的@@。根据@@常识@@，当政府@@成为某个事件当事方的时候@@，他们垄断并发布的信息@@，最不具有真实性@@。
如果不允许信息自@@由竞争@@，谁都会失去公信力@@。公信度与信息自@@由度成正比@@，与拥有剥夺他人@@言论自@@由@@的权力大小成反比@@。信息垄断者的公信度与其垄断时间长度成反比@@，在权力非极致状态下@@，与其权力强度成反比@@，与其暴力@@维护度成反比@@。掌握公权力者@@，如果垄断信息@@，一般而言@@，他们发布的信息一文不值@@。谁手中拥有不允许信息自@@由披露的权力@@，谁最先失去公信力@@，因此@@垄断信息发布权者@@，往往最没有公信力@@。
公共信息未经自@@由竞争@@、自@@然选择@@，就不是真相@@@@。因公共信息垄断而导致人@@们宁信谣言@@，不信垄断信息@@，该由信息垄断者承担后果@@。缺乏信息披露自@@由的地方@@，必然谣言四起@@。公共信息被权力垄断的程度@@，决定谣言泛滥的程度@@。在没有言论自@@由@@@@、新闻自@@由的地方@@，相信谣言是人@@们在信息获取方面唯一的权利@@，因为在正式渠道中获得的信息@@，人@@们根据@@经验相信某一种信息@@。人@@们对谣言的区分能力@@，与该地区及其历史的信息混乱程度成反比@@，跟信息垄断者一贯来的撒谎程度成正比@@。喊@@“狼来了@@”的遍数@@，与人@@们对其真实性的信任度成反比@@。一个简单的推论就是@@，如果没有信息方面的权力垄断问题@@，瓮安@@县那么@@多年@@的社会矛盾@@，是不可能被累积的@@。
如果公共信息垄断者发布的信息确实是真相@@@@，但因其公信力的丧失而无人@@相信@@，那是咎由自@@取@@。由于经验的缘故@@，人@@们会怀疑信息垄断之后的调查之可信度@@，人@@们会怀疑所谓@@的后续自@@由报道@@，是不是暴力@@支持下对信息做了事先安排与过滤@@。这种@@情况下@@，真相@@将永远丧失@@。真相@@不可求@@，人@@们的猜测便是@@“真相@@”，于是@@“真相@@”之间是冲突的@@。因此@@，以公权力取缔@@信息渠道@@，也就是取缔@@了真相@@@@。
通过这次@@瓮安@@事件@@，人@@们尤其是各地的地方政府@@应该意识到@@，在严重的社会性暴力@@事件当中@@，如果政府@@成为当事方@@，政府@@应该在一开始就开放舆论@@，否则@@，事后解释只能越描越黑@@。而这最后只能是以光速瓦解其公信力@@，瓦解其权威@@，最后并且导致真相@@的永久丧失@@——至少@@人@@们对瓮安@@县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信息基本上持不信任态度@@，尤其是最关键的@@“从四人@@@@21日@@20时步行至西门河大堰桥@@，至次@@日@@零时王娇报警@@，其间四个多小时内发生的事情@@，警方通报语焉不详@@。”再有三次@@公安系统内的尸检@@，又如何让人@@完全信任呢@@？
那么@@真相@@在哪里@@？人@@们无法知道真相@@在哪里@@，但是@@人@@们至少@@知道@@，真相@@在信息垄断之外@@。
信息垄断之中的民瘼@@递增规律@@
石宗源认为@@“这起事件看似偶然@@，实属必然@@，是迟早都会发生的@@！”作为一位省委书记能够认识到这一点@@，实属应该@@，但是@@，确实还有很多的掌控权力者的认识能力@@、面对问题的能力到不了这个基本水平@@。
在一个政府@@@@信息公开的状态中@@，社会矛盾不可能被长期积累@@，也不可能长期酱酿恶化@@。一旦有了矛盾@@，会借助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@@、司法力量解决@@，但是@@在一个信息不能自@@由选择的社会@@，当政府@@垄断了信息的搜集与发布@@，当政府@@垄断了信息的主要渠道之后@@，民怨@@、民情@@、民瘼@@，也就都被活埋在泥土之下@@。
石宗源所说的瓮安@@县政府@@@@在@@“矿产资源开发@@、移民安置@@、建筑拆迁等工作中@@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@@。”而这些事情@@，又有过多少是被报道出来的呢@@？人@@们可以推知@@，这些事情不会是一件两件@@，甚至可能也不是十件@@、二十件@@，那么@@这些事情所累积起来的民瘼@@@@、民怨@@也就不是一天两天@@，而是长年@@累月@@@@。在这@@样的状态中@@，人@@们因对政府@@的怨恨而形成一个基础社会心理@@，就是对政府@@一切言论的不信任@@，对其一切行为的厌恶和憎恨@@，即使是对人@@们有间接好处的@@，人@@们也不相信@@。
这种@@由于信息封锁所导致的民瘼@@递增现象@@，会产生一个严重恶果@@，就是在人@@们心中形成对自@@身安全不稳定状态而导致的恐惧@@。这种@@恐惧在人@@们所接触到的民间信息基础上被不断加工@@，也就被无限放大@@，因为在私下的交流与信息传播中@@，政府@@是无从为自@@己辩解的@@，这就是他们垄断信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@@。如果从概率上说@@，人@@们遭受的来自@@公权力的直接损害@@，毕竟不可能是个很高的数字@@——50%、80%？这是不可能的@@。问题是@@，哪怕只有@@1%的人@@遭受到了公权力的直接损害@@，另外的@@99%也将处于兔死狐悲@@、惶惶不可终日@@的紧张与惊恐之中@@，公权力被滥用的恶果往往并不完全在于其直接效应@@，而更在于其在人@@们心理上留下阴影所导致的放大效应@@，以至于出现全社会对政府@@的不信任与恐惧@@。
信息垄断导致民怨@@不能疏解@@，它同时还导致政府@@与人@@民双方共同的侥幸心理@@。因为信息屏蔽和信息垄断@@，政府@@对自@@己的控制能力出现幻觉@@，他们误以为自@@己可以一手遮天@@，于是@@公权力被滥用的状态只要一天没有被清算@@，它就处于恶性累积之中@@，而民怨@@也在同步积累@@，民瘼@@也就处在递增状态之中@@。在任何普通人@@@@、正常人@@的生活之中@@，人@@们的幸福体验更多@@来自@@两方面@@，一方面是日@@常生活是否稳定与可预期@@，另一方面@@是全社会所形成的一种生活信念共识@@。
当政府@@将民怨@@信息隔离于这个社会@@之外的时候@@，当事人@@会通过力所能及的各种渠道@@，将此信息传播到他们能够达到的最远距离@@，这一方面是疏泄心中怨气之必然@@，另一方面@@也是正常生活之必需@@。在这@@过程中@@，事实被扭曲几乎是百分之百的@@，至于其扭曲的程度@@，与当事人@@本身的法律知识以及个人@@品质@@、性格都有很大的关系@@。而政府@@既然屏蔽了信息@@，那么@@他们如果被妖魔化@@，也就咎由自@@取@@——因为是他们率先不允许披露真相@@@@。
当上述现象发生的同时@@，非当事的人@@们在接触到这些信息的时候@@，不可能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调查真相@@@@，既无必要@@，也无义务@@。从一种基本的社会心理角度看待@@，人@@们越是相信离谱的信息@@，就越表明其自@@我安全度感受低@@。因此@@，在这@@种@@多面的恶性互动中@@——公权力损害人@@们利益的事件在发生@@、当事人@@在诉苦求告无门@@、政府@@以冷漠阻挠的方式对待芸芸众生@@，于是@@，人@@们对生活的基本安全失去了信心@@。相应的@@，对政府@@的怨恨达到一个高值@@，这个高值于是@@处于一个表面安静的火山口下@@，只等待爆发的时机来临@@。
因此@@，从这起事件背后的这些问题上@@，各地政府@@应当引以为戒@@，应该清晰地看到@@，政府@@垄断信息@@，屏蔽对自@@己不利的信息@@，在最终意义上对所有人@@都没有好处@@，是一个全输无赢之局@@。人@@民受到了损害@@，政府@@同样受到损害@@，滥用权力垄断信息对谁都没好处@@。
司法应当解决一切纠纷@@
在这@@个转型时代@@，近@@20年@@来@@，法律制度的建立与运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@@，是功不可没的@@。但是@@，必须看到@@，法律在人@@们日@@常生活中的分量还十分有限@@，尤其在解决纠纷方面@@，司法的作用还远远不够@@，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@@。
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检察院和法院@@，在一般的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中@@，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法院@@。但是@@，中国的法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@@，一直未能获得一个基本的独立行为能力@@。
司法权的不独立体现在许多方面@@，其中最严重的是两项权力受地方行政的掣肘@@，一是人@@事权@@，一是财政权@@。这两项权力都受制于行政部门@@，是不争的事实@@。于是@@，在其解决纠纷@@——无论哪一种纠纷的过程中@@，法院都得看行政部门眼色行事@@。这就给了政府@@行政部门以权凌法@@，干涉司法公正开辟了康庄大道@@。
法院上述两项权力的沦丧@@，其本身的性质也就发生变化@@。法官的遴选不是独立进行的@@，由党政机关指派@@，这样必然形成@@“权力互联网@@@@”，这种@@“权力互联网@@@@”就是司法腐败的基本原因之一@@；而财政权的沦落@@，就导致法院的司法活动的头顶上@@，高悬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@@，随时可能落在自@@己头上@@。因此@@，尤其在行政诉讼活动中@@，法院的司法活动必然是会极其重视行政部门的态度@@，这就不可能做到公正司法@@。
在行政诉讼中@@，还有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无法解决@@，就是所谓@@抽象行政行为@@不可诉问题@@。所谓@@抽象行政行为@@，就是那些有普遍约束力而不是就某个具体法律主体@@所做的行政行为@@。目前@@，中国法律不允许就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行为起诉@@，这一方面严重侵害了人@@们的诉权@@，另一方面@@，它也给行政部门滥用权力大开绿灯@@——例如@@，他们可以为了回避诉讼@@，而发布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措施@@，而骨子里只是为了某一件具体的事情@@。司法权在此再次@@遭到凌迟@@，却望法兴叹@@。
司法权的这种@@现状@@，是全国性的常态@@，但是@@具体到各地又有情况差异@@。目前@@，人@@们还缺乏足够信息了解瓮安@@县的情况@@，但有一点可以断定@@，越是经济@@、文化落后的地方@@（如瓮安@@县@@），司法权对抗行政权的能力越弱@@。石宗源所指出的事件背后深层原因中@@，基本上都属于政府@@与民众利益的冲突@@，而这常常是地方司法无能为力的@@。纠纷不能解决@@，就会积累@@，政府@@与人@@民的关系也就会恶化@@。
有鉴于此@@，即使缺乏足够材料了解瓮安@@县司法现状@@，目前@@中国司法权的现状足以让人@@们得出基本结论@@：在瓮安@@县的官民矛盾中@@，法院不可能起到其全面解决纠纷的作用@@。因此@@，司法权的相应改革@@，不仅仅是瓮安@@县需要@@，也是全国需要@@。司法权应当成为全社会维护正义的最后堡垒@@，成为申民怨@@的最后渠道@@——如果不是@@，那么@@等待政府@@和社会的常常就是暴力@@@@。
苦难是暴力@@的起点和终点@@
瓮安@@“6·28”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@@，之所以震撼全国@@，说穿了是因为其暴力@@@@！而这正是这个社会@@的可悲之处@@。
然而@@，人@@们不得不看到@@，如果没有这起暴力@@事件@@，无数人@@都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偏远闭塞的县级行政区划@@。暴力@@，以非正常的方式向人@@们撕开一个铁幕@@，而这个铁幕在以前的信息垄断与屏蔽中@@，是几乎被完全忽略的@@。极端的群体性行为逼迫外界了解他们@@，逼迫高于瓮安@@县的权力部门注意到他们@@，注意到民生@@疾苦@@。这是这次@@事件的一个关乎人@@们知情与秩序之间的悖论@@。
石宗源在@@7月@@3日@@的讲话里说@@：“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@@，一些干部作风粗暴@@、工作方法简单@@，甚至随意动用警力@@……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@@、不到位@@，一出事@@，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@@，群众意见很大@@，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@@，而且@@促使警民关系紧张@@，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@@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@@、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@@、打击不力@@，刑事发案率高@@、破案率低@@，导致当地社会治安不好@@，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@@。”这样的讲话@@，应该说是具有反思能力的@@，确实基本上没有回避问题@@，虽然语气比较委婉@@，但点出的问题确实实在的@@。
这里涉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@@，就是滥用警力问题@@。滥用警力换一个说法@@，实际上就是滥用暴力@@@@。在这@@样的社会治安与基本生活状态中@@，人@@们对警察的看法可想而知@@。而且@@，对警察的看法基本上就变成人@@们日@@常生活中@@，对政府@@所有部门的普遍看法@@，警察成为人@@们最厌恶的公务员形象@@。
正是这种@@日@@常生活中对警察的不良印象@@，导致了人@@们对瓮安@@县政府@@@@的腐败@@、渎职与暴力@@形象的定位@@。也正是这种@@定位使得整个事件中@@@@，警车被烧最严重@@，公安大楼被烧严重@@。即使在打砸烧中真有当地黑社会势力参与@@（这还有待于最后的司法确认@@），以及据@@称还有刑满释放人@@员参与@@，至少@@还有一些学生参与@@，毕竟总共有@@200多人@@参与@@，所谓@@“不明真相@@@@”之说是不能服人@@的@@。
可见@@，至少@@在瓮安@@县民瘼@@累积过程中@@，暴力@@在其中占据@@了两项主要地位@@：威胁与直接伤害@@，公权力所支配的暴力@@是瓮安@@县矛盾累积@@、民生@@疾苦的最终根源@@。而这一切也转而成为这次@@暴力@@事件的原因@@。
但是@@，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为这次@@群体性事件的暴力@@行为开脱罪责@@。无论如何@@，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不能替代法学的视角@@，这意味着所有非正当防卫性质的暴力@@@@，都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@@，更应当受到谴责@@。因为暴力@@从来不能解决问题@@，只是增加问题@@。
然而@@，谴责暴力@@是容易的@@，如果一个社会@@，一个政府@@@@，不能以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@@，而总是以暴力@@解决问题@@，那么@@在特定情形之下@@，尤其在政府@@首先对正常异议的民众动用暴力@@的情况下@@，人@@民的正当防卫就是天经地义的正义之举@@。反抗暴政是人@@民天赋之权利@@，不管是谁@@，不管用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权剥夺@@。
因此@@，在此事件中@@@@，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@@都应当反思@@，而最应该反思的无疑是政府@@@@。任何一个迷信暴力@@的政府@@@@，其最终归宿@@，也往往是被暴力@@所埋葬@@。对政府@@而言@@，人@@民基本的游行@@、示威@@、请愿@@、抗议等和平表达异议的行动@@，不但不应该阻挠@@、破坏@@、取缔@@，还应该支持和鼓励@@，即使做不到支持@@，至少@@要允许@@。如果对待群体的和平抗议@@——哪怕是因为误解而引发的抗议@@，首先要真诚解决问题@@，而不是渎职地推诿@@，如果不但推诿甚至还变本加厉@@，动辄以暴力@@对付@@，那么@@最终被暴力@@吞噬的不仅仅是政府@@或者人@@民@@，而是全社会@@。在这@@样的灾难中@@，从来没有赢家@@。
在转型过程中@@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@@，都应该清楚@@，如果到了@@21世纪@@，还不能摆脱用暴力@@来解决人@@民与政府@@矛盾@@，那么@@中国人@@在政治智慧方面实在是毫无进步可言@@。
社会民主敦促政治民主@@
自@@1992年@@邓小平南巡讲话至今@@，已经过了将近@@@@16年@@半@@。在这@@16年@@当中@@，这个国家的经济自@@由度已经远远大于此前@@，每年@@的@@GDP也以国际吃惊的速度增长@@，人@@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在不断提高@@。
然而@@，这种@@经济领域单兵突进式的增长模式@@，却并没有在政治领域同步展开@@，反而是越来越显出自@@由经济与其配套政治制度之间的隔阂与脱节@@。这种@@脱节导致了大量问题@@，一个最尖锐的冲突就是社会日@@渐民主与政治保守之间的冲突@@。
这种@@冲突导致了大量社会矛盾丛生@@，贫富分化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@@，更为深刻的问题是@@@@，社会不公现象的丛生@@。从历史上看@@，贫穷从来就不是社会动荡的原因@@，不公正所导致的贫穷才是社会板荡的真正原因@@。日@@本在其封建时代@@，其农民承担的租税常常达到@@65%以上@@，有时有些地方甚至达到@@85%！但这却并未动摇其基础@@，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幕府将军对于来自@@农民的申诉非常重视@@，他们认为租税过高的时候@@，就会替农民主持公道@@。当然@@，仅仅这样依然不能全面解决问题@@，所以最终@@，日@@本在遭到外族入侵以后@@，还是改变了他们的原有东方路径@@，脱亚入欧@@——就是政治民主的转型@@，即使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军国主义阶段@@。
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@@，也就在政治民主方面@@。
以瓮安@@事件为例@@，地方政府@@的治理模式是非常传统的统治型政治@@。这种@@政治模式@@，依然唯上是从@@、漠视民生@@@@，地方官员为了自@@己的政绩@@，可以罔顾人@@民利益@@，因此@@急功近@@利@@、假大空也就不免@@。另一方面@@，在对待民生@@方面@@，不能说他们就完全不想为地方百姓做点事情@@，但是@@一旦涉及官场利益的时候@@，地方百姓的利益就得让路@@，因此@@，这种@@治理模式@@，必然在权力互联网@@@@之中以牺牲人@@民利益为代价@@。以对官场关系网的妥协与对人@@民的肆意损害@@，建立自@@己的政治地位@@。这样的政治模式@@，当然@@会视一切于人@@民利益有益的民主支持为寇仇@@。信息的控制是最起码的基本手段@@，因为他们深知@@“在一切事务中舆论是最终的权力@@”（罗素语@@）。而与人@@民利益相关的其他民主权利@@，诸如游行@@、示威@@、请愿@@，也都在控制之列@@。
然而@@，即使游行示威@@@@、请愿@@这些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障@@，在这@@个互联网@@时代@@，要彻底封杀舆论也是难乎其难之事@@，而这个言论自@@由@@之口的突破@@，必将使得其原有的一系列土围子濒于瓦解@@——毕竟瓮安@@县政府@@@@的权力只能及于瓮安@@@@，即使有其他更高权力对瓮安@@封锁信息的支持@@，但这种@@支持在当前网络世界中要做到前三十年@@全能社会那样彻底@@，基本上也是痴人@@说梦@@。所有网站运营商出于商业考虑@@，他们既不能完全得罪政府@@@@，也不能完全得罪网民@@，而这种@@矛盾心态使得他们的行为对政府@@和网民两头都是游移的@@，这种@@游移也就给了言论自@@由@@以一定的可能@@，这就是现实@@。尤其在这@@次@@瓮安@@事件中@@@@，几乎所有网民都强烈谴责瓮安@@县政府@@@@垄断信息@@的做法@@，要求自@@由调查真相@@@@，这持续不断的坚持@@，使得网络运营商即使全力以赴也来不及删贴@@，于是@@，在这@@次@@的瓮安@@事件中@@@@，网络的追问@@，成为最重要的民主力量@@。
无论人@@们是否承认@@，目前@@中国的互联网@@是暂时民意最直接@@、最具真实性的渠道@@。在宪政后发国家@@，未经正当程序不得侵害财产私有权的原则一旦确立@@，言论自@@由@@一旦实现@@，宪政转型的两大基石也就具备了@@。目前@@，中国正走在这@@条道路上@@。
作为政府@@@@，应该清晰地看到@@，即使私有产权的保护尚未完全实现@@，但是@@要随意侵犯私有产权至少@@已经不像以前那么@@容易@@，而对言论自@@由@@的围追堵截@@，也没有互联网@@时代之前那么@@容易@@。政治民主的力量@@，借其商业力量和社会力量@@，正在生长@@，这是不争的现状@@。也是中国宪政和平转型的希望所在@@。
正是在这@@样的背景下@@，政府@@应当清醒意识到@@，政治上继续保守不是办法@@，这无法给经济增长@@、社会稳定提供任何有益的支持@@，不但不能提供有益的支持@@，反而是起到阻挠和破坏@@作用@@。至少@@，从小小的瓮安@@县这次@@@@“6·28”事件中@@，可以清晰地看到@@，人@@民基本的民主权利@@，宪法上确认的基本民主权利@@，是不可以轻易剥夺的@@。
从多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实践中@@，人@@们可以看到@@，承认并且保护人@@民的基本民主权利@@，对于政治稳定只有好处@@，没有坏处@@。具体而言@@，言论自@@由@@、新闻出版自@@由@@、游行示威@@权@@、请愿@@权@@、司法独立等@@，这些最基本的都应率先实现@@，为后续的民主化进程@@、宪政转型打下和平的基础@@。
结语@@：以瓮安@@为戒@@
瓮安@@事件给这个国家@@，这个社会@@，带来了重要启示@@。
全能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型@@，统治型政府@@向服务型政府@@@@转型@@，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@@，在这@@三大转型时代@@，出现各种各样不尽如人@@意的现象@@，当属正常@@。重要的不在于会不会出现问题@@，重要的是出现了问题该如何对待@@。
是捂盖子累积到人@@们忍无可忍用非正常的冲击政府@@甚至暴力@@来解决@@，还是在问题刚刚发生的时候@@，按照良法所设定的法律程序去解决@@？是允许人@@们行使民主权利@@，还是剥夺人@@民的民主权利@@？如果上述问题不能得到解决@@，那么@@仅仅换一批官员@@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来自@@转型阵痛的民生@@与公正问题@@。
但愿瓮安@@事件的悲剧能够帮助国家和社会走向一个和平的民主时代@@。
